印尼醫師代訓：專刊訪談稿

這個合作一開始，是國際醫療中心的盤建德主任來問我，說印尼有一位醫師想自費來學重症相關的腎臟學。這剛好是我的專長，我從 fellow 時期就長期投入重症腎臟這個次專科。當時臨床工作本來就很忙，我先跟科內討論，科內就讓我全權處理。

這位印尼醫師，我們簡稱 Budi。他是資深的內科醫師，而在印尼，腎臟專科醫師非常稀少。拿台灣來對照：台灣約 2,300 萬人，約有 9 萬人在接受透析，腎臟專科醫師大約 1,600 位；印尼人口約 2.8 億，全國的腎臟專科醫師只有兩、三百位，平均每一百萬人口不到一位，台灣則將近 70 位。結果是，大多數洗腎病人由非腎臟專科的醫師在照顧。Budi 自己就在照顧洗腎病人，所以特別想把腎臟的知識補完整，回印尼考取當地的腎臟專科資格。

還有一個很實際的原因：他在兩家地區醫院工作，院內有重症病人的需求，但兩家醫院都還沒有連續性腎臟替代療法（CRRT）的機器和運作流程。所以他特別想學這些設備和技術，帶回去導入。我覺得這個幫助非常大，除了幫到印尼的重症病人，也算是為國民外交盡一點小小的心力。我是覺得很有意義才接下來的。

第一印象，他是一位明顯受過西式教育的印尼醫師，身形中等，英語流利。從他的提問就看得出來，他已經從業多年，對內科醫學有自己的認知，也有自己日常臨床的做法，所以他是帶著自己的經驗來對照、來問問題的。他每次來都帶太太同行，太太順便遊玩台灣，孩子則留在印尼，由爺爺奶奶照顧。至於擔憂，語言其實不是問題，我真正擔心的是自己臨床太滿，怕沒辦法給他足夠的時間。

沒想到他在 2024 和 2025 年連續自費來了兩年，如今也看到他在自己的醫院建立起重症透析團隊。我很欣慰，也很佩服他的執行力和毅力。

我是當 fellow 的課程在設計。因為他本身已經是資深的內科醫師，基本內科問題、處置治療和病人應對都很嫻熟，我認為至少是我們 fellow 的水準，所以重點放在重症腎臟：CRRT，特別是 hybrid 治療；重症病人的腎絲球疾病評估；還有重症情境下腎臟替代療法的共享決策。

語言不困難，只是我必須改用英文教學和溝通。真正的難處是我的臨床工作很滿，要再抽空帶人並不容易。我的辦法是縮短課堂時間，讓他直接跟我做臨床工作。我自己相信「做中學」是最快、也最省時間的辦法。

時間上，他本來希望來學一個月。我評估以我的內容，兩三週就足夠，後來就定案成現在比較制式的兩週重症透析訓練。他每次來三到四週，其中有一週會去台北總院，或是上線上課程，在我們這邊的重症透析訓練是兩週。

我們把這套課程整理成固定的課程網站，一共 9 堂課，有些課會分成兩次來上。以 2025 年 10 月那一梯為例，課表上排了 11 個課堂時段（血液透析、腹膜透析、CRRT、腎臟切片、腎絲球腎炎），穿插斗六透析室、2A 加護病房和 7A 病房的實際跟床。

我覺得學習動力的來源，才是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。他一開始就知道，回到家鄉得從零建立一套系統，而從無到有是最困難的。對開疆闢土的人來說，對新事物了解得越透徹，團隊的恐懼感、未知感和無助感就越少。所以他必須把每件事學得非常徹底。

因為回國之後，他得孤軍奮戰，有問題只能靠網路討論。看到這麼強的動力，也逼我把每個知識的來龍去脈準備得更詳細，對我自己也是一次重新檢視和學習。

【待補，可選：一個具體畫面，例如他在床邊反覆問某個管路或參數的哪一次】

身為人師、身為醫者，身教、言教和態度同樣重要。學醫的路上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role model，一個也許永遠達不到、卻要盡可能接近的境界。從醫這麼多年，我看過太多優秀的師長，也看過不思進取的人，後者同樣讓我引以為戒。那些崇高的老師，是我們一輩子追求的目標，也讓我們時時鞭策自己。

所以我們傳承的不只是知識，更是自己對醫學的了解與付出。透過臨床的觀察，我盡量讓他看見我平常工作的真實面貌，希望他能從我們日常的努力中，體會醫學這條路。

走出台灣、走進國際，對醫療來說一直是很困難的事。醫療這一行有很強的保護傘，也可以說是護城河，這也容易讓人安於現狀。醫療不像科技業，四海之內都是你的競爭對手；醫療的本質是人，而人與人的溝通，本來就有文化、語言和習俗的壁壘。就像我很難在美國成為一位很好的臨床醫師：就算語言沒有問題，美國病人也更願意找本地的醫師，而不是華人醫師。

但國際醫療的局面完全不同。我們幫助不同國家的醫師，大家互相學習、互相砥礪，我們也從他們身上學到更多，像是印尼的醫療環境、醫療習性，都讓我開了眼界。

對我們年輕的醫師和護理師來說，外國學習者的到來是一種激勵，也是一種肯定。過去我們習慣仰望國外；現在有外國醫師願意遠道而來學習，代表我們有足夠可以展現的地方，也有他們所沒有的長處。這讓大家對自己的臨床工作更有信心，同時也知道要更努力學習、做得更好，讓別人能夠向我們學習。這就是教學相長。

我自己約 16 年前，也曾到新加坡和荷蘭的醫院見習。如今角色對調，感覺非常特別。

老實說，沒有特別不放心。大多數時候，我們亦師亦友，所以對離別，醫者總是保持平淡的心情。就像 William Osler 談的 aequanimitas，也就是面對起伏仍能保持平靜、泰然的能力。

另外更正一下，Budi 每次來台是三到四週，不是四個月；其中一週去台北總院或上線上課程，我負責的是兩週的重症透析訓練。

為人師者都是一樣的，會覺得值得吧。看到自己付出的某種成果，當然開心，但也不會因此自滿。畢竟醫學之路本來就很困難，我們自己平常也一直在克服各種不同的困難往前走。

如同前面說的，有一種自我省視：重新檢視自己的學問、自己的醫學。再加上某種程度的國民外交，一種使命感。

還有一種同好感：遇到一個願意對這些事情付出學習的人。重症透析本來就是一個可以很深入、也很困難的領域，能有這樣的經驗很不錯。

這也讓我想起約 16 年前，我到新加坡和荷蘭見習的時候，那裡的老師對我的態度也一樣友善。想起這些往事，我覺得我們得更加努力。